你能够想象上幼儿园的孩子学拼音、学数学、学英语吗?你能够想象这些超负荷的补习都是家长硬加在孩子身上的吗?不幸的是,这已经成为现实。更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两个家长的选择,而是多数家长抢着这么干。家长为何狠心让年幼的孩子不堪重负?“减负”何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元宵节的结束,也意味着北京女孩梓萱的漫漫上课之路再次重启。随着即将到来的小学阶段,梓萱的课程更加具体——拼音和数学,每天上午9时至11时上课。

　　对于给孩子报所谓的“启蒙班”或者“学前班”,梓萱的父亲徐明曾经很反感,但用这个中年男人的话来说,“最终还是被了”。

　　方式很简单,在亲朋好友聚会甚至是和客户吃饭时,最终总会绕到孩子教育的话题上来,“可以说,在饭桌、在微博、在微信上,只要有适龄孩子,教育都是绕不开的,最终的侃侃而谈都会变成相互打听、交流甚至较劲该为孩子多报哪个课外班”。徐明说,面对这样的“矛盾”,他也渐渐焦躁起来,“我曾经很鄙视那种自己不咋地却强迫孩子‘只准第一’、只准‘凤凰高枝’的风气,但时至今日却又越来越盛”。

　　“初中学高中课程、小学读初中课程、学龄前认字过百、入幼儿园前学数字加减……”——这样的超前学习,在记者的采访中,已经成为大多数孩子的常态。

　　几年前,教育学者杨东平在描述中国教育中存在的过度竞争现状时,曾用“教育恐慌”一词来总结。然而,今天,用徐明的话来说,自己和周围的家长“看上去焦虑、烦躁甚至心口不一”,一边强调着素质教育,一边对所谓的“减负”措施不屑一顾,拉着自己的孩子“拼命奔跑”。

　　在北京上小学二年级的男孩郑彤口中的“学校”,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辅导班,无论是“补差”还是“培优”,只有“暑”没有“假”,这是郑彤也是很多孩子对假期生活的总结。

　　应该说,郑彤快乐无忧生活的改变,在他5岁那年。对于上小学,父亲郑书涛早早开始准备,他打算让孩子进一家民办小学,这所小学在他们居住的区域算是“名校”。尽管已经听说过“幼升小”考试的种种故事,但面试场面还是让郑书涛意外——“校园里满是焦躁的家长和表情凝重的孩子,大家排队等着老师叫名字,气氛就像是求职”。

　　“彤彤五岁还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班主任说他的数学能力好像有所欠缺,于是我们立即去测评了他的数学能力……还上了两个教育机构的数学、语文、英语课程,每周各两次课,还有两次钢琴课、一次小提琴课,一周共计13次课”。

　　结果,两年前,郑彤的作息时间变成如此:每天7点起床,幼儿园7时40分做早操,晚上6点兴趣班下课回家,回家后要练琴和做课外班作业,晚上9点多才能睡觉。

　　走访之初,记者本以为郑彤的作息时间只是特例,不过是某些“虎妈虎爸”担心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而已。然而,当调查深入,记者发现,这其实是很多家庭的常态。

　　就拿之前提到的梓萱来说,上午本应在幼儿园上课,但她却出现在了培训班,其中原因很简单——请假了。

　　事实上,在梓萱身边,已经有三四个同班同学选择退园,“还有一些已经找好学前班,再上一学期也要退园了。”徐明说,身边的家长都很忧虑,从胎教、亲子班到拼命打听各种小道消息,费劲巴拉地送孩子上好一点的幼儿园,再到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如今又到了幼儿园没上完就退园上学前班,为的是抢先一步为小学打基础,“也为上小学时面试加分。另外很多家长也在暗暗努力,给孩子报班,请老师专门辅导,听着都让人感到压力山大”。

　　徐明告诉记者,梓萱放假前,家长在QQ群里讨论过孩子在上学前该不该识字、写字,没想到多数人都表示要给孩子报“启蒙班”,提前学习小学一年级的课程。

　　“我不想让女儿‘抢跑’,但更不想‘落单’。”梓萱的妈妈告诉记者,幼儿园一放假,她与相熟的几个家长一起报了名,“报了班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以为给孩子教了100多个字已经很多了,没想到与‘启蒙班’的家长一交流,竟然有识字四五百个的孩子。这样的‘学霸’娃娃都在启蒙,像女儿这样的‘白纸’孩子必须得加油了”。

　　为了这样的词汇,还有更拼的家长,三岁的北京女孩芊芊从一岁就开始各种课程,从最初的唱歌跳舞做游戏,到两岁开始的右脑开发课程,直至现在的芭蕾、戏剧表演以及英语课程。

　　“唱歌跳舞是为了让孩子的性格能够开朗一些,右脑开发则是为今后学习习惯以及学习能力打基础,芭蕾这样的则是现在几乎所有小女孩的必修课,体态很重要。”对于另外两门课程,芊芊的妈妈黄小玲说的原因令记者瞠目,“很多小学现在都有英文戏剧表演,所以学英语是必须的,如果口语不流利根本没有机会上台演出,戏剧课则可以让孩子在这方面更有信心”。

　　2017年,芊芊又将迎来三门新课程:乒乓球和绘画、乐器。关于学什么乐器,黄小玲打算给芊芊做个测评再说,因为“现在的乐器不能学得太大众化,小众乐器更容易脱颖而出”。

　　接下来,还有击剑、射击、滑冰甚至桥牌等可能等待着芊芊去尝试,在黄小玲看来,要学就学“不一样的,别随大流,因为现在孩子们都在学”。

　　看着因为上课已经快被折腾得人仰马翻的孩子和家人,疲于陪读的黄小玲倒是坦白,自嘲已深陷家庭教育综合焦虑症,“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这样的人仰马翻并非只出现在这个家庭,和芊芊在同一家游泳中心学习的4岁男孩小凯,一周七天,只有半天没有课程安排,光英语课就有两种,一种偏重口语,一种偏重拼读。

　　在微信上,小凯的妈妈向记者这样介绍自己:因为不用坐班,基本靠自己的安排来完成工作任务,家里老人都健在,也能帮忙带孩子。家庭年收入在60万元左右,有车有房,所以在教育方面投入很大。

　　“我们有资源让孩子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什么不去?”小凯妈妈在微信上说,自己的朋友甚至曾经让她去看看心理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补课强迫症,其实他们只是没有深入了解大环境而已”。

　　对于黄小玲来说,给孩子报这些培训课程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担心孩子上学以后被嘲笑甚至被抛弃。

　　“前一阵子,好友的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就被同班同学‘秒成渣’。原因是同班同学一个双休日要上两小时奥数课、1小时乒乓球课、两小时英语课、两小时语文课,而她的女儿只是学学钢琴跳跳舞,顺便在线和外教聊聊天。”黄小玲说,“我只能劝她淡定,然而,这淡定又谈何容易。反正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被秒’。不可否认,像我好友这样‘被焦虑’的家长不在少数,而疯狂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的家长才是现在的主流”。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魔咒一样的口号出自何处,如今已无从考证,但自从它诞生,就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的认同。事实上,中国家长们的期望是,孩子不仅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人生的任何时段、任何领域,他们都不能输给他人。

　　看火热的课外培训市场,就能窥见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急迫心情。曾经听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北京的一位妈妈带着孩子试听了某教育机构的英语课,这位妈妈送孩子学英语的意愿原本并不强烈,但看到别的孩子英语流利,唯恐落后的想法立即占了上风,不久后,她也为孩子交了几万元学费,成为这家教育机构的学员。

　　在北京某教育机构担任学业顾问的杨树波向记者表示,民营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为“教育恐慌”推波助澜,他们夸大了教育竞争的形势,目的不过是从家长钱包里赚更多的钱。不过,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被民营教育机构从业者接受。

　　曾有相关机构从业者发帖,将北京各类学校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一罗列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长希望孩子上某名校,从这篇文章里按图索骥,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孩子必须上哪一所高中、哪一所初中、哪一所小学。

　　另一个事实是,一个关于北京上小学的专业辅导资讯类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一出便会冲上10万+的阅读量。

　　对于黄小玲的状态,郑书涛表示了理解,“可能有点极端,但也不过分,如果不是陪孩子迎考,家长们真的难以想象上小学要经过这样的竞争。在我们这一代家长的记忆里,只要到了入学年龄,父母就会把自己送进小学,升学压力至少要到中考才有体会”。

　　“如今,孩子要想去好一点的小学,就要好好准备,因为会有比较高级别的面试,我听说有些超级重点小学的面试已经接近智商测试了。”郑书涛说,面试考语文能力、数学逻辑能力和英语口语,“还会问孩子有什么特长,同时很多重点学校还有家访”。

　　作为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王娟向记者证实了家长们种种“耸人听闻”的介绍,“现在在小学以前学拼音、英语等已经成为标配,如果不学英语,以后上课根本没有表达的机会以及演出机会。提前学拼音则是因为一年级讲得太快,孩子根本跟不上”。

　　“数学可以不报班,家长自己教。其他特长自选,但必须有。”王娟对记者说,“如果家长不想在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出现焦虑心理,在孩子3岁左右就要开始努力。”

　　早在2000年年初,教育部就颁布了严禁中小学利用假期补课的“禁补令”,而且每到暑假之前,各地教育管理部门都会重申“禁补”,但谁都知道,学校内部的假期补课屡见不鲜。对这些“顶风作案”的学校来说,若说全是为了赚点补课费,多少有点“冤情”——校长的压力不光来自上级部门,还来自不同意校方“放羊”的家长们,在这些家长看来,不补课等同于不负责任。

　　如果说学校和在职教师的补课多少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那么,社会上各类补课机构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大小小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暑期班人满为患,每场补习结束,校门外接送学生的车辆常常造成交通拥堵。

　　中国教育学会在今年1月下旬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家长在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中的支出规模超8000亿元。为何在教育部“禁补令”强压下,假期培训非但未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在采访中,不少家长向记者无奈地表示,自己争先恐后将孩子送到校外教育机构,并不是自己不近人情,实在是大环境使然,“赢在起跑线”的理念深入骨髓,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学业竞争不断被提前。

　　在采访中,王娟给记者发来此前参加小学入学面试的一个孩子的简历:英语通过某口语考试、数学已考入某机构奥数尖子班、钢琴、语文学过逻辑思维、识字超过1000个以上,“而这就是现在准备幼升小的孩子们,可以说每个孩子都有特长,比如钢琴、大提琴、小提琴、骑马、击剑等,家长们都太拼了”。

　　也正因如此,黄小玲有了这样的反问——“当一个班的孩子大多数都去补习班,你怎么敢做‘异类’,让自己的孩子独享‘快乐’”?

　　这背后是中国家长的集体焦虑,即使质疑各种补习班的新闻层出不穷,家长们也都明白如今的孩子没有童年。

　　20年前,乐器、舞蹈、美术等技能,被家长认为是个别孩子的“特长”,只有那些表现出天赋的孩子,才会被家长送到专门培训班去学习。而如今,“特长”变成了必修课,每个家长都要求自己的孩子掌握各种技艺,而且是越多越好。在家长的心目中,凡是可能在今后竞争中占得先机的本领,孩子都必须学会。

　　北京某民营教育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从1998年左右开始出现。当时,教育界实行多项改革,其中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取消统一考试,其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淡化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竞争。

　　“但教育部门的初衷最后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学生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更加沉重。”杨树波说,由于取消统一考试,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又集中在少数学校,这些学校为了招收优质生源,开始尝试独立组织考试,或者设置各种招生条件。奥数的兴盛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好学校”为了选拔生源,以奥数等证书作为招生条件。

　　“当前中国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它在本质上排斥青少年的参与,是一种缺乏自由选择权利的教育。所谓的素质教育,与‘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其实差别不大,只不过应试教育填充的是‘书本知识’,素质教育填充的是各种‘才艺’。”研究中西方教育的黄抒扬曾撰文这样写道,更为荒唐的是,大家都说孩子没有童年,都痛恨奥数和培训班,但没有人愿意退出,因为退出就意味着掉队。示范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一环扣一环,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掉链子。竞争压力造就了“虎爸虎妈”,而“虎爸虎妈”又进一步恶化了竞争氛围,这是一个自我循环的体系。

　　“在教育恐慌的气氛下,最可怜的是孩子,原本应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段,小孩子却不得不上这个班、那个班,他们现在缺少很多体验,而这些体验对人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杨树波说。

　　如果深究教育恐慌的根源,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教授刁生富分析认为,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足带来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和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进而引发家长对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在以“分数论英雄”的指挥棒下,有条件的家长挤个头破血流都希望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教育,以便日后能读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

　　“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每个孩子入学的门槛并不相同:有的孩子交钱就能进,有的孩子通过入学笔试和面试才可以进,有的学生要有才艺特长才能进,学校利益相关者的孩子也可以进。”刁生富说。

　　在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可能现状还不够好,但教育的改革还在不断深化,教育资源也在不断均衡,过于焦虑的家长们需要好好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生不是短跑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总想着赢在起跑线上、拼命地冲刺,效果就一定好吗?让孩子一直保持着紧张的状态就真能得偿所愿吗?毕竟我们要的不是一台学习机器,而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如果用20年后的眼光看现在,就不会为没上补习班而心虚,风物长宜放眼量,各位家长还需三思。

　　“虽然国家不断改革考试制度,各省也都积极响应以确保人才选拔的综合性,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一纸成绩’仍是最直接、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特别是在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候还得拿分数说话。”北京市一家辅导机构的王老师告诉记者,“家长送学生上补习班是想让孩子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能比其他孩子多学一点,这样才有机会在升学考试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很多家长认为,虽然现在大学扩招了,但要想上好大学,竞争依然很激烈。高分才是名牌大学的敲门砖,因此想方设法提高孩子学习成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虽然补习热在表面上看是相互比较的结果,但根源还是在评价。“以分数作为标准评价太单一,只有建立专业团队,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业、社会活动等多方面能力,并采取招生与考试分离的制度,才可能刹住补习热”。

　　与此同时,正因如此,“减负”这个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讨论的老话题,今年又被赋予了新的热点。1月17日,上海市委韩正在上海人代会小组讨论上首谈“减负”后两天,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省教育厅都跑来凑热闹了。陕西省教育厅在官网首页转发陕西教育报刊社文章《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减负”》,深度剖析“减负绝不仅仅是教育部门一家之事”这一观点。

　　在上海人代会上,韩正说,义务教育“都是为了孩子”。如果政策和方法背离这条规律,就背离了根本。培训如果不符合这个规律,肯定不允许,“(给)三年级孩子培训初中的内容,行么?这就是违背了规律,扰乱了教育的体系”。

　　韩正说,家长们不了解培训机构背后的情况,是什么人在办,“党和政府只有把这个市场管好,才能体现出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今年,代表们如此关心这个问题,市委市政府一定会把这个问题抓好”。

　　“事实上,当假期培训班需求旺盛时,纵使校内减负,学生的整体负担仍不会轻下来。因为校外增负会对冲校内减负的效果。这就要改变从中小学就掐尖、竞争白热化的局面——最近有媒体报道,有家长为学生准备的小升初简历达到30多页,着实惊人。改变这种局面,也有赖于中小学阶段升学的按名次排序投档录取的评价选拔体系的改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老问题了,可只要依旧存在,就还有强调去弊布新的必要。”教育学者熊丙奇说。

　　即使如此,在采访结束后,黄小玲给记者发来这样一条微信:“每一类培训班都有读的必要,因为每个教育阶段都有不同的痛点,都是家长们焦虑的地方。这几年大家都在拼命往重点小学挤,因为很多小学提前录取,就相当于选拔好的孩子。幼升小是考思维训练,小升初是奥数和英语,到了考高中,提前录取的好学校要看证书,这些是学校不教的。你问我为什么焦虑?因为这些都逼着我不能不焦虑。”

　　我在与赫尔辛基大学的原副校长，芬兰著名的教育家涅米（Niemi）教授对话时，有人问我如何看待中国教育中的减负问题，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教育污染”这个概念，它很形象生动地解释了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政府要改进教育治理方式，简政放权，克服“教育GDP”的观念，明确学校职责，不要把所有社会责任都加在学校身上。

　　全国各地中小学校今天正式开学，不少家长对重点学校、重点班的“打拼”也见出分晓。只有通过收入分配的改革，不断壮大中间阶层，形成橄榄形社会，才有利于根除这种不正常的“较量”与“竞争”。

　　不久前曝出的哈佛大学抄袭案，可谓石破天惊：在一门有279位学生的大课中，居然有125名学生在开卷考试中涉嫌抄袭。像哈佛这样的世界最高学府，有些教授讲课糊弄糊弄，有些学生随便混个A、读书不求甚解，然后大家各奔前程。